人所共知，塔，是一种外来的建筑形式。在印度佛教没有传入中国以前，中国人不知有“塔”。在汉代以前，汉字里面连“塔”这个字也没有出现。“塔”进入中国，是与佛教紧密相联的。而在康巴方言的藏话里，“塔”叫做“曲得”，这就种称谓清楚地表明“塔”与“宗教”的关系，也说清楚了这里的人们对“塔”的认识。称为“曲得”，就是把“塔”当作是宗教（佛教）的一种代表物，才在称呼里明确地把“曲洛”（宗教）这层含义加了进去。“塔”的原意，是高积土石，埋藏遗骨的建筑。进入中国以后，印度传过来的“塔”就很快地“中国化”，而在中国藏区，也就被“藏文化”彻底“藏化”，“塔”成为了藏族地区极富特色的宗教建筑之一。习惯于称为“藏式佛塔”的“塔”早已与汉族地区的“塔”有了明显的区分。因为，在汉族地方，“塔”已经超出宗教世界的领域，进入了世俗社会的天地。但是在藏族地区，“塔”，至今依旧在为宗教文化服务。“藏式佛塔”这种建筑，在信仰者心目里，其尊严丝毫不逊色于任何寺院，“佛塔情结”也是藏传佛教情结的表现，是信仰的情结。
    在康藏高原上，直接从“佛塔”名转为地名的情形，没有直接由寺庙名转为地名的情况普遍。有一个人们都知道的原因是，“佛塔”这个说法十分普遍，而不是如寺院名字那样具有多样性，无论怎么样区别，总也离不开“佛塔”建筑本身，人们习惯上就直接把“佛塔”这个建筑作为了地名。例如色达县城边有座 “邓登曲得”，有这座“佛塔”的地方小地名叫做“桂更塘”，也有人说其实叫做“色塘”。但人们提起这座“降魔佛塔”时，都不再理会原有的地名。“邓登曲得”就是地名，想去“转经”时，就说：到“邓登曲得”去；想去散步时，也许会说：到“桂更塘”去，可见，原有地名是与“佛塔”这个特殊地名是交替使用的。道孚的“尊胜佛塔”也是这种情形，与原地名“纽日河坝”交替使用，而“尊胜佛塔”这个特殊地名更为具体，更为明白而已。
    康定县新都桥的营关地方，有一座人们习惯上称为“营关寨佛塔”的“佛塔”，这就是原地名与“佛塔”建筑现实中并用的例子。看到了那座“佛塔”就知道已经到了这个叫“营关寨”的地界，而“营关寨”就是那座“佛塔”所在地。但是，在信仰“藏传佛教”的人们心里，“营关寨”这座“佛塔”同“营关寨”这个地名没有关系，他们把这座“佛塔”称为“花塔”，地名则是“有花塔的地方”。传说，理塘“毛垭坝”地方有一座“黑塔”，理塘县城里有一座“白塔”，这三座佛塔是当年松赞干布为弘扬佛法而修建的，修好后，分别用白布、黑布、花布覆盖，对于信教者，提及“白塔”，便知是指理塘县城内这个地方，提及“黑塔”，是指“毛垭坝”，提及“花塔”就是指“营关寨”了。这样的地名虽没有在世俗流传，却为宗教界人士和信教者知道。
    雅江的“红龙乡”有个“塔子坝”，色达县有个“塔子乡”，这样的地名其实不多见，从这种称谓的简洁，直接表达的方式推测，一是因为行政地名必须简明扼要，二是因汉语习俗才出现了“塔子”这样的地名。这样的地名，突出的是实用性，而没有考虑“塔子”所包含、代表的佛教意义。根据人们平时所说，康藏高原上的“佛塔”，无非有三种明显的功能，第一，镇邪；第二，纳福；第三，用于举行一些仪式、活动的专门场所，比如，祈祷、念经、转经的地方。由于“佛塔”的这些功能和作用，民间也不轻易直接把“佛塔”作为地名使用。在一些边远的草地深处，山林里面，只有一些诸如“曲得隆巴”（有佛塔的山沟）、“曲得贡”（有佛塔的山梁）、“曲得通”（有佛塔的草坝），如此等等。尽管是这样，包含着“佛塔”说法的地名在各处还是能不断听到。
    说几句题外的话，现在的人们喜欢说“曲得嘎布”，当然是因为人们见到的“佛塔”都是白颜色的，而对为什么“曲得”差不多都是白颜色却很少关心。“佛塔”与“佛教”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佛塔”是因为佛教才应运而生。传说，“佛陀”出家时所穿的衣服都是“坏色”。所谓的“坏色”，是指衣服是用有颜色的布料缝制而成的。因为，“释迦牟尼佛”还没有“悟”的时候，当时印度的贵族、王公大臣们都穿雪白的衣裳，以显示其尊崇的地位。而“释迦牟尼佛”穿着与老百姓一样的“坏色”的衣服，意思就是众生平等。在印度地方的塔，当年并不是都是白色的。塔这种建筑形式传到中国藏区，就有了变化。藏族人，自古以来就崇尚白色。白色是诸多吉祥色中的第一位，他们信奉的众多神灵里，“白色神灵”法力无边，逢凶化吉，扭转乾坤。白色，具有奇异的力量。他们还认为，代表尊贵的白颜色，不应当是那些贵人们的专利，只有“佛”和与“佛”有关的事物才相匹配，“佛塔”也在其中。“佛塔”由此被“中国化”、被“藏化”，从颜色的变化上也可以看出来。
    不过，康藏高原上的“佛塔”除了服务于“藏传佛教”文化，其实也还发挥着一些社会功能。比如，一座“佛塔”成为了一个地方特有的标志，这对于一个地方旅游、甚至经济发展都有莫大帮助。其次，一座“佛塔”可能成为指示交通、指示方位的标志，在康藏高原上的山水、河流交叉的地方，这种作用还不可小视。第三，在实际上，高原上的“佛塔”，也有“纪念碑”的作用，对前贤的缅怀，对有作为的人的纪念都在“塔”里了。
    在佛教建筑里，除了寺院和“佛塔”，还有叫做“日车”和“拉孔”这样的小型建筑。这样的建筑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几乎无处没有。“日车”，其本来的含义大概是“坐静修行的地方”。“日车”可以独立存在，其地方大都是人迹罕至的地方。“日车”也可能附属于某一座寺院，却也是一般人不能随便可以去的地方。在有的地方，所谓的“日车”其实就是某座山头下的一个山洞，或者是一片石崖下一处简陋的木板房、草房。有许多有造诣的高僧大德都有过从“日车”出来的经历，“日车”不再仅是神秘而且神圣。
    “拉孔”，其含义大概是“佛殿”或“经堂”，是一间规模不大的房屋。从某种角度来看，一座“拉孔”其实类似是一座寺院里的一座念经、举行一些佛事活动的场所。在这并不宽敞的地方，一般都要安放供人们转经时使用的“洞柯”（转经筒）。虽然，从宗教意义上看，这里的一切，除了僧侣人数较少，除了举行佛事活动的规模，与一般寺庙没有区别，其实就是一座微型的寺庙，但人们还是习惯于把这样的“拉孔”称为“信教群众的宗教活动点”。有的“拉孔”，却不具有“经堂”的大多数作用，仅仅是供信教群众“转经”活动的场所，习惯上，人们仍把这些场所叫做“拉孔”。“拉孔”的所在地一般都是在距离寺庙较远，而有一定数量人口的地方，农村多在村庄附近，牧区则把“拉孔”修建在从各方面看都让信教群众觉得较为方便、顺路的地方。
    由“日车”和“拉孔”形成的地名，属于那种在地图上难以找到的地名，但是，这些地名却流传在当地人群的口里，尤其是早就生根于他们的心里，因为，那些地方是他们信仰寄托的场所，同样也是佛光普照的地方。尽管地名内含有“日车”、“拉孔”这样的说法，地名仍然不是有严格意义的地名。例如，“岩石下面的日车”、“树林里的日车”以及“村庄东边的拉孔”或者“河沟旁边的拉孔”。外地人对这样的地名一时半会儿还弄不清楚，可对于当地人，这样的地名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他们重视的不再是那里的自然环境，也不是方向、方位，而是那一座小小的建筑物。而且，有的寺院最先就是这样一座小小的建筑物，新龙县有座 “扎宗寺”（岩石附近的寺院），就是由一处“日车”发展起来的，当地人都能对这座寺庙的历史说出一、二、三来。
    如果从因为都是人为、人力形成的角度来看，康藏高原上的“嘛尼堆”好像也能算得上是一种建筑物，但从不能直接用于居住等使用的角度来看，“嘛尼堆”其实不能算是建筑物。众所周知，“嘛尼堆”的出现也是由于信仰，人们在不同地方的堆放起来“嘛尼堆”具有不同的功用。比如，村寨路口的“嘛尼堆”主要用于“禳灾”、“阻秽”，保护一村人的平安；而在距离村寨较远的山岭、河边、沟口，“嘛尼堆”主要用来“镇魔”、“驱邪”，让行人一路顺利。因此，只要行路，都有“嘛尼堆”要转，而因为“嘛尼堆”形成的地名，也是些好像都是不值一提的“小地名”，现在因“嘛尼堆”而比较出名的地名，有石渠县的“巴格嘛尼”和“松格嘛尼”，无论如何，这两处规模宏大的“嘛尼堆”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当作地名在使用了。因 “嘛尼堆”而出现的地名，许多同那个地方的地势地貌连在一起，“嘛呢塘”（在坝子里的嘛尼堆），“嘛尼卡”（山垭口的嘛尼堆），也有不直接说“嘛尼堆”这个事物，而让人知道是在说“嘛尼堆”的地名，比如，“拉则嘎达”（插有经幡的白石头堆），“查查隆巴”（在泥土合成的供物上印着佛像、经文，称为“查查”。“隆巴”意为山沟。）“嘛尼堆”实际上成为了人们精神生活里面的一个组成部份，而由“嘛尼堆”出现的地名，无论其是否有知名度，也在一个地方人们生活里自有其特殊的地位，别的地名取代不了，而且还将长时期地存在下去，直到有一天，人们对一种信仰失去了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