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僧与禅诗
佛教与诗多有相通之处，原因有二：其一，就体裁而言，佛教典籍主要分为“长行”和“偈颂”。所谓“长行”，即用散文体直接叙述佛教教义， 因文句较长，故得名“长·行”。所谓“偈颂”，即以带韵之短句，重宣“长行”的内容或独立宣讲佛理。前者称“重颂”、 “应颂”，后者称“讽颂”、 “孤起颂”。 “偈颂”体制严格，节律固定，类似中国古代之律诗。所以，佛教传入中国后，不少僧人常常以“偈颂”的形式来改造诗，或以偈为诗。唐代以后，偈诗有时很难做严格的区分。正如唐僧拾得所说： “我诗也是诗，有人唤作偈；诗偈总一般，读时须仔细。”
其二， 自六朝之后，中土之诗人与名僧常郊游，互酬唱，使得许多名僧“能文善诗及歌词，皆操笔之就”，因而在中国诗坛上出现了一批诗僧。这种诗僧自唐以后很多，并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重要一席。其中，著名的诗僧有王梵志、寒山、拾得、皎然、贯休等，而王梵志有“通玄学士”之称，其诗“或咏歌至道，或嗟叹凡速，或但释义，或唯励行，或尼罗诸教”，包罗甚广。其内容多以宣扬佛教因果业报、劝人为善的思想为主，也有对世态炎凉、人间冷暖的描写与讽刺，带有很浓厚的道德箴言和世态风俗画的性质。在此举其一二：如《吾富有钱时》一诗日： “吾富有钱时，妇儿看我好。若吾脱衣裳，与我叠袍袄。吾出经求去，送吾即上道。将钱入舍来，见吾满面笑。绕吾白鸽旋，恰是鹦鹉鸟。邂逅暂时贫，看吾即貌哨。人有七贫时，七富互相报。图财不顾人，且看来时道。”该诗以通俗的语言，凝练的笔触，把世事人性与金钱的关系揭露得淋漓尽致，并且运用佛理，警告那些只顾贪图钱财的不义之徒担心来世的报应。王梵志的另一首诗也很耐人寻味，诗日： “城外土馒头，稻草在城里。一人吃一个，莫嫌没滋味。”该诗可谓通俗诗中之佳品，一直为后人所称颂。
寒山、拾得与王梵志一样，同为唐代著名诗僧。寒山因长期住于天台山寒岩而得名；拾得本为孤儿，相传为天台山和尚封干拾于路旁，故名。寒山，拾得常郊游于山间林下，吟诗作偈，为后人留下许多诗篇。他们的诗明浅如话，通俗易懂，除宣说佛理外，也描写世态人情， 山水景物。诗风幽冷，别具境界。如寒山诗《杳杳寒山道》曰日： “杳杳寒山道，落落冷涧滨。啾啾常有鸟，寂寂更无人。淅淅风吹面，纷纷雪积身。朝朝不见日，岁岁不知春。”
王梵志与寒山、拾得的诗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即平淡质朴， 自然洒脱，谓之“皮肤脱落尽，唯有真实在。”这种诗风对后来者王安石、苏东坡、黄庭坚、陈师道等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唐代还有一比丘尼，是作禅理诗之高手。他的《寻春》诗日： “尽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遍陇头云， 归来笑拈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该诗以极其生动形象的比喻，宣扬禅学南宗的思想，亦即学道求法，不可离开自身、 自心而四处寻觅。重要的是要领悟“此心此体本来是佛”，通过“明心见睦”，即可发现自我之“本来面目”。这种禅诗对后世的诗作影响极大。
及至晚唐，名僧释贯休更是蜚声于诗坛。释贯休之诗擅长景物描写，于自然景物中流露出盎然禅机。例如《春晚书山家屋壁》：“柴门寂寂黍饭馨， 山家烟火春雨晴。庭花蒙蒙水泠泠，小儿啼索树上莺。”
此诗意在写晚春山家景象。但诗既不写人，也不写情，单写景由景及人，由景及情。五代时的布袋和尚，是写通俗禅理之高手，如描写农夫插田的小诗， 日： “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心地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此诗虽是写农夫插秧的情景，但其“低头见天”、 “心地清净”、“退步向前”则深含佛理禅机。
赵宋一代，也有许多著名诗僧，前面谈及的与苏东坡郊游的佛印禅师便是突出的一个。在此录其一小诗： “一树春风有两般，南枝向暖北枝寒。现前一段两来意，一片西飞一片东。”此诗深含佛教“物我一如”的思想，意谓一切诸法都是因缘而起的，都是真如实相的体现。
唐宋二代，在中国诗坛上出现了一批思想深刻、才华横溢的诗僧。他们的诗，往往信手拈来， 自然洒脱，言浅意深，别具境界，对当时的诗人、诗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再之，自唐一代，佛教盛隆，五代两宗，禅宗流行。许多文人诗客纷纷学佛参禅，把自己所学之佛理，所参之禅趣，融入自己的诗文之中。所以，唐宋可谓禅诗盛行。如禅诗高手苏东坡的代表作《琴诗》云： “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该诗的特点便是引佛理、禅意入诗中，令人读后深有感悟。
唐代王维的许多诗作亦有此特点。如《终南别业》诗日：“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该诗以自在安闲的笔调表达了自己厌世好道、优游山水、随遇而安的心态。王维的许多诗都深含佛理禅趣，从表面上看，他所写的多是“苍山”、 “日色”、 “青松”、 “翠竹”、 “鸟啼”、 “花笑”、 “流水”、 “钟声”……实际上所表现的多是一个圆满自在、和谐空灵的“真如”境界。
禅对诗的影响，除了表现为许多诗人创作了大量禅诗外，还表现在后期的禅风对唐宋以后的诗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僧人的诗偈运用的语言透彻·洒脱、生动活泼、精明简要，更是对当时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禅师们说偈悟道的方式，为诗人们打开了吟风弄月，寻诗觅句的新路。
总之，诗与禅的相互关系，从方法和内容看，主要是禅对诗的渗透和影响，从形式上看，则禅偈受诗的影响极大。正如元好问(1190—1257，金代著名诗人、诗词家)所言： “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