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佛教的入华

佛教最初传入中华，究竟是由那条路线﹖是海道还是陆路﹖最初入华的确实年代为何﹖最初的佛像是什么样式﹖是中国传统面目﹖仰或西域风貌﹖抑或南传造形呢﹖是犍陀罗风格，还是秣菟罗式样﹖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佛教最初入华的年代，自来即有种种不同的传说，即至今日仍被热烈讨论着。在传说中凡是有关金人的记载，便被附会与佛教有关。但无论是秦始皇(秦王政)的丈六金神，抑或霍去病所得的丈余金人，或其它的铜像，都不可能是佛教像。因佛灭后的五百余年间，佛弟子所崇奉者，仅是舍利、佛牙、佛发等。而并未有设像礼拜之事。现存的纪元前的佛教艺术遗迹也都以佛宝座、佛足迹、法轮、菩提树等象征的符号来表示佛法身的所在，而没有具体的人形佛像出现。

但佛经入华的年代，若依魏书释老志﹕“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中土闻之，未之信了也。”此说载在正史，却是可信的史料，西汉哀帝元寿元年，相当于公元前二年，换言之，中国在西汉晚年的前一世纪末，已经有佛教经典的流传了。

另有汉明帝永平求法之说，大意谓﹕“永平年间，明帝夜梦金人，随即派遣中郎将蔡愔、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八人出使西域，途中在大月氏，遇迦叶摩腾、竺法兰，得佛倚像梵本经六十万言，载以白马，归洛阳。明帝在洛阳城西外立白马寺，摩腾、法兰共译四十二章经。这是我国译经的开始。”

这一说法向为儒家所采信，但经近世学者如梁任公等人的详加考证，而否定了其可靠性。 永平求法固然不是史实，但当时佛教已经东传，流传于洛阳，再因楚王英而入彭城丹阳，却是不争之事实。

楚王英是明帝的异母弟，其任所在彭城，相当崇信佛老：“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喜为浮屠斋戒祭祀。八年(永平)诏令天下死罪，皆入缣赎。英遣郎中令奉黄缣白纨三十匹，诣相国，曰﹕托在蕃辅，过恶累积。欢喜大恩，奉送缣帛，以赎愆罪，国相以闻。诏报曰﹕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咎﹗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

由这段文字知楚王英奉呈缣纨而向明帝赎罪，而明帝却因楚王英的崇奉黄老、浮屠，且行祭祀洁斋礼仪，因此将缣纨退还来供养在家清修的伊蒲塞(优婆塞)及出家修行的桑门 (沙门)。

正史上有如此肯定的记载，可证明当时的行教尚处于黄老与浮屠并祠的时代。只是明帝的诏书中未提“浮屠之仁祠”内，究竟有无供像，如有，又是何种式样﹖

楚王英殁后的76年，汉桓帝登基，当时安世高已到了长安，并且开始翻译经典，在濯龙宫中设华盖以祀浮屠、老子，沿袭了楚王英的黄老与浮屠并祀的作风，且似乎用黄金铸造佛像。

到了灵帝时，丹阳豪族笮融，聚众数百人投靠于徐州牧陶谦。陶谦命他督广陵、下邳、彭城三郡运送粮米，他利用职权而获利，因而得以造寺。

由这段正史的记载，知造寺立像已正式开始，且寺院规模相当大，可容纳三千余人。而浴佛会斋会也相当壮盛，广受民众的响应。

造像的风气既开。我们要探讨的是：这浮屠与黄老并祀的时代，对于正确佛法未完全了解之际，所造的佛像是何种样式，面貌为何﹖是汉人还是印度人﹖是中土的锦采衣﹖还是西来的僧服﹖

二、沂南汉墓项光童子像

笮融的雕像，应是文献所载最早的佛像，而实物遗迹则最早应是山东沂南石椁墓中的项光童子像。依据报导石椁墓中室的正中央有八角石柱，柱上以浅雕的方式雕出一些线刻画。其中有几幅是受到佛教影响下的产物，如衣裙下摆飘动类似飞天的羽人，类似“施无畏”的手形，而颈上围着圆圈的项光童子像，尤为明显。此正面和背面画着有头光的童子立像，左右两面画有载华盖而坐着的神像。立像和神像的作风差别很大。

童子立像颈上有圆光，头上有饰物，颈间也有饰物，腰配铃铛，衣服窄袖，裙下裤管蓬大若灯笼，足下着尖头鞋。怪异的形象是佛教像吗﹖还是黄老神仙﹖还是常人百姓﹖

就汉代流行的画像砖或石刻画而言，受到神仙思想的影响，每每出现东王公、西王母，或肩生两翼的羽人、神仙。这件立像腰下蓬大的裙裤及足覆，类似传统汉画中的贵族或神仙。但没有羽衣，又有圆光，窄袖也不是中国的传统服饰。

如果说是佛教系统的形像，则除了圆光、窄袖等，有点佛像的特征之外，自宾冠以下身上的装饰，说是菩萨像也不像。

由于造形太特殊，因此有人认为它是“普通衣服的童子”，有人认为二个立像一是火神祝融一是司掌刑杀、降雨、水利工程的水官玄冥，但圆光是佛教像的特征，学者称它是神仙般的佛像，或佛像般的神仙。是佛教影响下的图像，是不可否认的。

为什么有这样的作品呢﹖山东古来是黄老之学的发源地，至东汉之初，济南阜陵广陵及楚诸国王，均信方术，当时方士仙道盛行于淮济一带，佛教初来，亦被视为一种道术，因而彭城、广陵间，亦盛行其教，此教当时极可能仅有经典，而无图像蓝本。沂南古墓的年代，据推断为汉末年间之物，约当公元二世纪左右，正是笮融活动的时期。笮融的彭城或楚王英的彭城，即今徐州，距离沂南椁墓，不过一百八十公里罢了。笮融所立的浮屠铜人，桓帝所铸的黄金佛像，如果在没有图像蓝本之下，一定是继承传统道家思想，再揉杂一点初来的浮图意识，而形成一种似佛似仙、非佛非仙的式样。因此形成了沂南古墓立像的创作作风。

三、三国西晋佛教的流布

东汉时代的佛教，就上述的佛教，就上述的楚王英，桓帝及笮融等的信仰而言，无非是祭拜金像，建造佛寺，行原始的礼仪罢了。但进入了三国西晋时代，由于交通的频仍，来自天竺、月支、西域的高僧不断东来，使得佛教的信仰由建造寺塔进而翻译经典，而达到思想的流布。创作也在这一背景下，更进入另一阶段。

三国时代的佛教中心，北以洛阳，南以建业为据点。北方的佛教造像，已然逐渐形成风气，在魏黄初元年(220) 便已有孙二娘、王五娘题名的造像记。这应是中国最早有铭刻年代的佛教造像记。且从题名的人氏看来，造像风气似已伸入庶民中。

至于南方自古便有海路与天竺交通，早在东汉时，大秦、天竺均曾借海路遣使贡献，到了孙吴时代，更派遣朱应与康泰二人前往天竺。海上交通既通，佛教的先由海上入华，其可能性便大大提高。

其间到过南方的译经师，著名者最早如安世高于汉恒帝灵帝(147～188在位)时先到京洛，再入庐山、豫章、会稽、广州一带传法。到了孙吴时代，先有支谦得孙权的信任而任博士、东宫辅导，且大量译出大乘经典。后有康僧会自交趾北上建业，虽释氏稽古略等所载的“康僧会到吴地建寺立像，孙皓曾获得金像等事迹”不一定是史实，但康僧会的译经，江南一带早有佛教的观念，也创作了佛像，却是不争的事实。

到了西晋，佛教除了译经僧的活动之外，更进而再深入在家信众之中。而对教义的理解则受到清谈、玄学的影响，而逐渐走入“格义”式的佛教。

至于建佛寺造佛像也随之渐增，虽然释氏稽古录所载西晋五十二年间“译经者僧俗十二人，译出经典六百卷，建造寺院一百八十所，度僧尼三千七百人。”未免有夸大之谦，但洛阳伽蓝记也载西晋永嘉未年洛阳一地便有四十二所寺院。

既有这许多寺院，便不能没有佛像，西晋一代最著名的译经师竺法护自太始元年(256)抵洛阳，迄永嘉二年(308)为止，除了译经之外，也在城西建法云寺，而且“写真容，似丈六之见鹿苑，神光壮丽，若金刚之在双林。”这是在文献中最早有图画佛容的著录，因此日人大村西崖便认为是佛像传来的嚆矢。

其它有关造佛菩萨金像或得金像的传说尚多，虽未必是史实，但佛像流传于华北或江南一带，却是相当可能的，尤其自现存的几件古老的佛像，更可印证佛像流布的大要。

四、汉晋之际的佛像遗例

存中国四世纪以前的佛教造像，有的是纯粹佛教系统的佛菩萨。有的则遗留了传统神仙式样，混合了佛、道、方士的信仰，使得佛、神虽以分辨。以地域而言，四川、湖北、江西、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北、陕西，以及内蒙古地方均有发现。其表现方式则有墓室的石雕摩崖线刻画、铜镜上的凸雕花纹、青瓷或陶器上的凸堆模印花纹，也有单独的金铜像。除了上述沂南汉墓项光童子像之外，其它遗品兹分述之如下﹕

(一)四川的汉墓浮雕佛像

就年代及式样而言，四川发现的佛像，不但年代早，且是完整的佛像。到现在为止共有三处有佛像出土的报导，一为乐山麻浩崖，一为乐山柿子湾，一为彭山等三处。

就四川乐山麻浩崖、柿子湾、彭山三处汉墓出土的佛像而言。麻浩一号崖墓后室门额饰有浮雕坐佛像，高三七公分。此像有圆光，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握住衣端，顶有肉髻，圆形颜面已残损。衣纹为通肩式样，有平行褶纹、U形下垂部分位于胸前正中，双足结跏趺坐。

乐山柿子湾汉墓后室门额上两尊坐佛，造形作风和麻浩崖坐佛相似，时代和式样应是一样。

至于彭山出土的陶器附佛三尊像，或称佛像陶插座，中空，柱表浮雕一佛二胁侍。坐佛肉髻明显，不见圆光。左右手与麻浩佛像相似，衣纹则自颈至下摆重迭着并行的弧线，坐佛两旁之像不像胁侍菩萨，也不是罗汉，好似天人像。此陶像一般认为出土于东汉墓，为二～三世纪时代作品，是中国最早的三尊像。

(二)铜镜上的佛像纹饰

自汉末至晋初所制作的铜镜中，因其背后花纹的不同，可分为神兽镜和夔凤镜二种，受到佛教的传入，佛教像或类似佛教像的纹饰也表现在铜镜背后，因而被称为佛兽镜。 就一般的考据，三角线佛兽镜的制作于200年代三国时代，夔凤镜则为270年至300年代的西晋时代的作品。画文样缘佛兽镜则为300年代的西晋的作品。这些三四世纪的铜镜原制作地点应出自南方，而近年来以佛像为装饰图案的三国铜镜，在湖北省鄂城、湖南省长沙、浙江武义、安徽和县等地都有发现。

综合这些铜镜上的佛像而言，在风格上神佛揉杂，汉式传统仍十分浓厚，衣纹宽大而非紧密贴身，秣菟罗式较淡。

(三)越窑青瓷上的佛像装饰

在魏晋之际，江南一带烧制的青瓷，往往附有佛像装饰，其中以被称为“神亭”、“魂瓶”、“谷仓”、“堆塑罐”的坛形器为数最多。1989年笔者参观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时，就发现此种堆塑罐，在高约17英吋多，宽11英吋余青瓷中，上半部堆塑了楼阁建筑物、人物、动物，下半部的罐子上也贴了无数的人物、动物，而在罐子居中的肩部却赫然的堆塑了一整排十余尊的坐佛像。由于堆塑罐原是明器，最初对佛教的含义不明，将它看成神仙或东王公、西王母一类神祗看待，神佛揉杂的意识之下，佛像只作为装饰，且置于罐之中下部，也许经过高僧的阐扬对佛教也有进一步的认知，故安置位置逐次上升，成了供养的对象。

(四)武昌莲溪寺出土的鎏金铜饰片

前述的几件佛像，均是制作于二三世纪之际，虽可信为最早期的佛像，但未有确定的纪年铭。而1956年在湖北武昌吴墓出土的鎏金铜饰片，应是有确定年代的最早金铜佛造像。由于此吴墓，尚出土了一件“吴永安五年”地卷，可此墓必造于此年，而铜饰片更不迟于永安五年，即262年。依报导，这个金铜饰片状若杏叶形，长5.05公分，宽3.1公分，厚0.1公分，通体扁平面微弯曲。其表面金黄色，里面有铜锈绿。它原是由两块杏叶形的铜片合钉在一起，上下左右边缘共有小铆钉六个。铜片的正面有透雕与线刻的佛像，佛像立于一莲座之上，莲座两边各有莲花一朵。佛像头顶有肉髻，项有圆光，裸露上身，系飘带，下着裙，裙上部在腰际向外翻卷。

阮荣春先生断此像为秣菟罗式，他说﹕ “此像受秣菟罗造像影响较为明显，使人很自然地联想到秣菟罗出土的帝释窟说法图中的菩萨形像，菩萨上身，仅戴项圈，仅见于秣菟罗系统。犍陀罗地区菩萨像虽也有赤裸上身者，但往往在项圈下还在附加一些饰物，左肩上的披帛缠绕也较为复杂，不如秣菟罗式样简洁随意。”

武昌莲溪寺据考证为孙吴时校尉彭卢墓，同墓尚出土了前额带有白毫相的陶俑。湖南长沙西晋永宁二年墓出土的陶俑(从骑吏到厨俑)也都有此现象。白毫相，一如圆光(项光)是代表佛是智慧、定力和威德，一般童子、骑吏、武士、厨师是不可能有的特征，虽当时人对佛教只是一知半解。但佛教已流布此地应是无疑的了。

五、小结

总之，在汉末三国西晋之际，佛教的流布已相当广泛，佛教最初入华的路线，除了传统一向认为的自西北沿丝路传来之外，更有可能自西南缅甸，上溯云南、四川入中原，或由海路经交趾、广州，再北上长江流域或湖北、或江浙。另外第四条因连云港发现的东汉墓有佛教题材线刻画而升高了从山东登陆的可能性。

传统一向确认的北传系统，带来了犍陀罗式样的佛像，因此如出土于陕西清河县现存于京都藤井有邻馆金铜弥勒菩萨像，出土于河北石家庄现存哈佛大学福格美术馆的金铜佛坐像，以及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东晋金铜菩萨像等，均带着浓厚的希腊式容貌的佛像。

至于南传的系统中，比较具代表性的如夔凤镜或佛兽镜，此种出自三国吴所制的铜镜佛像，揉杂了中国神仙或道家思想的造形，时或带三山冠，时或头挽双髻，而衣纹也较倾向汉式，衣袖膨松宽大，不类犍陀罗或秣菟罗佛。

至于遍及江苏、浙江等地的越窑青瓷上的塑佛，在造形上则与武昌莲溪寺出土的金铜饰片，较倾向于秣菟罗佛。四川出土的几样佛像较为特殊，应是融合了犍陀罗式和秣菟罗式。

三世纪至四世纪之际的中国佛像造形，有印度传来的二大系统的合流，也有中原式样的遗存，形成神佛揉杂的式样，直到四世纪以后逐渐建立起中国式的佛像，域外的影响也渐被消融了。